1941年，日本军医曾进行过一项"人马换血"实验，他们将活人的血抽出来，再把马血注射进去，观察实验者的身体情况。
彼时，那里有一片外人进不去的特别军事区域，占地6.1平方公里，四周岗哨林立。区域内的建筑群，正是日本关东军防疫给水部队的驻地，也就是后来被世界所知的"731部队"。
被关押在这里的中国平民和战俘，有一个专属称谓"マルタ"，日语意为原木，也就是木头。这两个字，已经说明了这些人在实验者眼中的价值。
这支部队的缔造者叫石井四郎，1892年出生于日本千叶县，京都帝国大学医学博士。
1928年至1930年间，日本军部派他赴欧洲考察，石井四郎在那里仔细研究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各国使用化学武器的记录，回国后向军部递交了一份报告，核心观点只有一句话：缺乏资源的日本，要想赢得战争，唯有依靠细菌战。
这句话恰好挠中了军国主义者的痒处，得到统制派核心人物永田铁山的大力支持。1932年，石井四郎抵达中国东北，在哈尔滨东南约70公里的背荫河站附近建起了第一个细菌实验所。
1936年，基地正式迁至平房区，规模大幅扩张。
实验室里进行的，远不止换血一种。被送进来的人，面对的是一套系统化的"研究项目"。石井四郎为部队设计了三件他引以为傲的发明：石井式细菌培养箱、石井式滤水器，以及一种不产生爆炸冲击波的陶瓷细菌炸弹。
陶瓷外壳的用意，是保护内部细菌的活性，让弹体破碎后，感染物能最大范围地散落地面。这种炸弹，不是为了炸死人，是为了让更多人慢慢病死。
实验室的成果，最终没有只停留在记录本里。1940年10月，日军飞机在浙江宁波上空低飞投下了一批物品，麦粒、棉花碎片，还有提前感染了鼠疫杆菌的跳蚤。
宁波随即爆发鼠疫，平民大量死亡。1942年，同样的手段被用于湖南常德，飞机在海拔千米处投放感染物，地面上的人根本不知道死亡已经随风而落。
据后来的研究推算，每投放1公斤鼠疫跳蚤，直接感染可致死逾千人，二次扩散的范围更是呈几何级放大。而支撑这一切"研究成果"的，正是实验室里那些被称为"原木"的活人。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投降。8月14日，石井四郎在废墟中向部队下达了三条禁令：不准对外暴露731部队成员身份，成员之间不得互相联络，不得从事与731部队性质相同的职业。
命令下达后，石井四郎登机离开，据说在平房区上空绕行三圈，拍下了最后的影像。撤退前，关东军已命令爆破了实验室和特设监狱。
工兵大队长石原勇事后说，最先被炸毁的，是关押"原木"的建筑，里面的人在此之前已经被杀害，尸体被丢进了松花江。
按常理，石井四郎的下场应该是军事法庭。但事情的走向出人意料。1945年9月，美国细菌战专家桑德斯中校开始秘密接触731部队的核心成员，逐步掌握了实验数据。
石井四郎摸清了谈判的筹码所在，对美方说：关于细菌试验的全部过程，只有我知道。
1947年9月，美国国务院向驻日最高司令麦克阿瑟发出指示，明确表示为获取石井等人掌握的实验资料，可以不追究这些人的战争犯罪责任。
作为交换，石井四郎等人向美方提交了人体试验报告、细菌武器研究总结，以及大批病理标本和试验幻灯片。
日本学者松村高夫后来指出，美国国防部曾专门要求，绝不能在任何文件中留下战犯豁免的书面记录，原因只有一个：一旦曝光，美国作为国家的信誉将无从挽回。
就这样，石井四郎回到日本，晚年信佛吃斋，1959年10月9日死于喉癌，终究没有走进任何一间法庭。许多参与实验的军医，战后摇身一变，进入了大学、医院和制药公司。
负责冻伤试验的吉村寿人，后来成了京都府立医科大学的教授，乃至校长。 那些死在实验台上的人，没有人为他们留下名字，只剩冷冰冰的实验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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